1946年，毛在延安枣园。

众所周知，在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同志精辟地概括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经验，即“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一著名论断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分阶段论述、过渡性综合阐述，最终提炼出“三个法宝”，这一过程历时18年，是我党从实践到理论不断探索的成果。

长期分别论述

我们察觉到，毛泽东在早年便深刻领悟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以及党的建设三大要素的至关重要性，并就此进行了诸多精辟的阐述。然而，在那个时期，他尚未探讨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未意识到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三个法宝”，亦即基本经验。尽管如此，这种逐一阐述的做法，实际上为日后“三个法宝”理论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石。

针对统一战线的问题，毛泽东的见解与论述始自早年。1919年7月，正值26岁的毛泽东便挥笔撰写了震撼人心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其中明确指出，民众的大联合乃是国家与社会变革的根本途径，此文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此，毛泽东亲自投身实践，组织工人、农民以及学生，同反动势力展开了斗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在建党初期，毛泽东始终坚持团结广大民众，以此作为孤立和打击反动势力的策略，同时与“左”倾和右倾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25年10月，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大会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国民党的领导下站上革命战线，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对抗反革命势力。这是首次在毛泽东的革命论述中见到“战线”一词的运用。1926年，毛泽东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旨在明确敌友，广泛联合真正的朋友，共同打击敌人。在该文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阵线”的概念，强调要时刻警惕敌人的干扰，以维护我们的阵线稳定。同年9月，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应“引导农民与城市的工人、学生、小商人携手合作，构建起联合战线”。

红军抵达陕北之际，1935年11月，毛泽东秉持统一战线理念，再度强调，无论个体所属党派、信仰、性别、职业或年龄，均应携手并进，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然而，在此之前，中央发布的文件以及毛泽东的著作中，并未出现“统一战线”这一词汇。直至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回复张闻天的电报中，才首次使用了“统一战线”这一表述。他在电报中表示：“对‘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赞同’”（即改变对富农的“左”倾政策）。12月下旬，瓦窑堡会议召开，会议讨论并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此后，毛泽东对统一战线思想进行了不断深化，强调要构建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指出必须抵制关门主义。他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动员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是当前革命对反革命进攻的必需”，并要求共产党员在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毛泽东随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他还强调，要关注国内统一战线与国际统一战线的相互结合，明确我们反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而非所有帝国主义。1936年7月，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中，与斯诺进行了专门的长篇访谈，深入探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并将其视为抗日胜利的必备条件。为此，毛泽东将口号从“抗日必须反蒋”调整为“逼蒋抗日”和“联合抗日”。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专题报告。6月20日，在与几位美国记者的谈话中，他讨论了统一战线的发展阶段、构成及未来展望。

抗日战争一经爆发，中共中央即发表由毛泽东亲自执笔的全国性通电，号召“构筑民族团结的坚实长城”。随着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毛泽东敏锐地指出，当前的最大威胁乃是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他强调必须坚守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确保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抵制“一切均需经过统一战线，一切均需服从统一战线”的片面主张；同时，他也坚决反对对待统一战线盟友的不尊重态度，强调所有统一战线的谈判都应基于真诚和忠诚。毛泽东深刻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辩证法，强调在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础，斗争是不可或缺的，“和谐”与“斗争”是相互对立又统一的。他提出，既要保持统一，又要不忘斗争，二者不可偏废。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抵制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毛泽东特别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关乎国共两党，而是涵盖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以及工农商学兵等全体爱国同胞的团结统一。

《共产党人》发刊词，系1939年由中国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务处精心印制而成。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最早与军队发生关系，是1911年10月底。那时他18岁，基于反对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思想，弃学当了3个半月的兵。但只是在兵营中操练，并未实战过。短暂的军旅生涯，大概没有使青年毛泽东形成什么军事思想。此后，他搞农运、学运、工运，大多是和平斗争，还没有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1926年，在北伐战争胜利推进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共汉口特别会议上提醒中央：要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力这个严重问题，指出党掌握武装的重要性。这是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的初次表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央农委作出“关于武装斗争的决议”：要求各省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收缴地主武装。这是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的发展。1927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期间，明确指出：要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7月，他在武汉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谈到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针对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忽视掌握军队倾向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进而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实力的基础”，各县工农武装要集中，不要分散。“上山”作为一条武装斗争的出路第一次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表明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已经成熟。果然，11天后，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历史进程陡然发生逆转。在八七会议上和会后，毛泽东明确指出：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发动暴动和夺取政权，没有军事武装单靠农民力量是不行的，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他批评了党不做军事运动专做农民运动倾向，主张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结合。他明确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后来，人们把毛泽东的这一武装斗争观点简化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重要论断，正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为适应湘赣边界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创办了军官教导队，培养军队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此后，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许多在革命军事史上空前的创新理论：“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战争的思想；在战争中，武器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人是决定的因素；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中国革命便是战争第一，军事第一，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这是真理，等等。因此，他号召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毛泽东指出，中国抵抗日本，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要互相配合，基本是游击战。游击战使敌人灭亡不了中国。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速胜论和亡国论都是错误的。后来又提出党要指挥枪的原则，以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纪律和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等。这些军事理论，都是在战争中实践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曾言：“我本是一介书生，曾任职于小学讲台，对军事并无涉猎，更未曾设想自己会置身于战场。”往昔，他未曾涉足战争，甚至未曾想过会卷入其中。然而，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与屠杀逼得他不得不反击，“他们若欲开战，我便应战。此策略，正是我从反动派那里借鉴而来”，“是帝国主义的走卒迫使我国子民握起武器”。在武装斗争的磨砺中，毛泽东掌握了战争的艺术，终成一代杰出军事家。直至1939年10月，他提出“三个法宝”之前，他撰写了一系列军事理论著作，诸如《井冈山的斗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皆为传世之作。

在探讨党的建设问题时，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既丰富又深刻。他于建党初期，便重视对入党者的思想教育，引导他们正确理解党的无产阶级本质，端正入党初衷，从而构建了一系列坚实的党组织。早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便明确提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核心”，并强调革命党应为群众的指引，凸显了党在革命中的关键作用。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职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系统的理论教育，旨在培养学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在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1928年，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工农武装割据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之一，便是有强大的党组织作为支撑。他总结了军队中党的建设经验，其中包括“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以及“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问题”这一至关重要的议题。次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对如何从思想上建设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系统阐述，分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成因及其纠正方法，并号召同志们积极行动，将这些思想彻底肃清。该决议为党的建设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并成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领导下，为维护党的团结，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6年，毛在陕北。

1935年10月抵达陕北之际，毛泽东欣喜地指出，长征的辉煌成就，归功于党的英明领导。他借此机会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应在构建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扮演核心角色。他强调，要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吸纳新党员，为曾遭受错误处理的党员洗清冤屈，对于参与长征的同志入党，则应免去候补期。1936年9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党的建设议题发表意见，主张持续扩大并巩固党的力量，反对过去中央苏区时期在组织上存在的宗派主义倾向。1937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行为的决议，毛泽东不仅剖析了张的错误性质，同时也肯定了他对党的贡献，希望他摒弃错误，重新开始。他强调，红军不得干预党的路线，这充分展现了党的新的组织路线。不久后，毛泽东再次提出，为确保党的思想统一，需在组织上扩大民主，对党员进行审慎的组织结论。同年5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党的组织应向全国拓展，自觉培养数以万计的干部，以及数百名优秀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必须通晓马列主义，具备政治远见和工作能力，富有牺牲精神，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在逆境中坚定不移，全心全意为民族、阶级和党的事业奋斗。这样的党，必将以胜利告终。同年9月，为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毛泽东撰写了《反对自由主义》，强调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党在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他号召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实现党内团结，提升党的战斗力。他呼吁每位党员拿起反对自由主义这把武器。1938年5月，中央作出大量发展党员、恢复党籍及重新入党问题的决定；1939年8月，刘少奇在延安进行的党建系列报告，以及中央颁布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等，均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

过渡性综合论述

在深入剖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三个单项理论的基础上，毛泽东进而着手综合考量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基于理性的全面思考，不仅是对三者相互关系的深入挖掘，亦是对相关思想的进一步丰富。这一初步的整合工作，构成了最终提炼出“三个法宝”理论不可或缺的桥梁。

毛泽东同志对革命进程中若干关键问题的深刻论述，首次出现在他1928年11月向中央提交的红四军前委报告之中，即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在这份报告中，他详尽阐述了如何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以及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他指出，正确的党的领导是开展后续工作的根本保障；缺乏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的建立便无从谈起；而不建设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便失去了坚实的后盾，土地革命的成果也将难以巩固。当时，他的论述并未涉及统一战线问题，而毛泽东同志亦未将这四者称为“法宝”。这一阶段的论述，可视作日后“三个法宝”理论的雏形。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干部们进行了精彩的报告。

毛泽东表示，同学们即将踏上前线，我将赠予你们三个至关重要的法宝。首当其冲的是统一战线。当前时局下，妥协投降分子企图制造分裂，我们则应通过推进抗战的进步、维护全国团结、坚守统一战线来应对这一挑战。我们必须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持续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尽量延长他们的停留时间，哪怕是一天、半天、一夜，甚至是在享用早餐后继续前行也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是战略，也是策略。从确定革命力量的合理布局、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斗争方向来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属于战略层面。它明确了战略任务，并调动了同盟军的力量。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切勿小觑“游击战争”这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八年来艰苦奋斗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斯大林曾言，以武装的革命对抗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也是其一大优势。当前的中国革命，若要驱逐日本侵略者，若无武装斗争，其他手段将无从谈起。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这指的是共产党与共产党的同情者之间的紧密团结。没有革命中心的团结，其他法宝将无法发挥其作用。在毛泽东此次讲话中，第三个法宝被称为“革命中心的团结”，而非“党的建设”，这与后来所阐述的“三个法宝”有所区别。因此，这可以被视为一种过渡性的论述。

“昔年姜子牙（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予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等三件法宝。如今你们即将奔赴前线，我也赠予你们三件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毛泽东强调：“同志们，你们即将前往前线开展工作，要敢于面对困难，不畏繁琐；革命事业本身就是充满艰辛与繁琐的工作。我们既要对抗日本侵略者，又要打击汉奸，还要与反共顽固派进行斗争，看这其中的麻烦多么繁多！”“你们前往前方建立根据地，不仅要争取民族解放，更要争取社会解放。”成仿吾补充道，毛泽东不久后将这一“三个法宝”的思想写入《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

在这两者的描述中，存在三个显著的差异：首先，在于“三个法宝”与“三样法宝”之间的文字差异；其次，在于提出的时间点，是7月9日还是7月7日的不同；再者，讲话的具体内容也有所出入。这些差异，或许是由于成仿吾记忆上的误差所致。《毛泽东年谱》乃是根据历史档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而成，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因此，我们可以基本确信，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那次讲话中，并未提及后来收录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的“三个法宝”。然而，这次讲话无疑是“三个法宝”思想正式提出的关键转折点。

提出“三个法宝”。

1939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策，决定创立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旨在助力构建一个全国性、群众基础广泛、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均坚如磐石、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亲自为该刊物题写刊名并撰写发刊词，该刊于10月4日正式面世。然而，到了1941年8月，鉴于纸张供应紧张，中央在调整延安地区刊物时，不得不作出停刊的决定，该刊共发行了19期。

在抗日战争的风云岁月里，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于理论钻研。此间，他陆续推出了众多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这些作品不仅见证了毛泽东思想的蓬勃发展，更标志着其理论体系的日臻成熟。

在《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深刻阐述道：“历经十八载的实践，我们已然领悟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制胜敌手的三大关键，亦即三大根本策略。”此乃毛泽东“三大法宝”理论的首次明确提出。“法宝”一词，源自佛教与神话传说，毛泽东借用此词，寓意着极具实效的工具、方法或经验，强调其至关重要的地位与屡试不爽的可靠性。

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三个法宝”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指出：“十八年的斗争历程向我们昭示，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构成了战胜敌人的两大基石。统一战线，正是为了有效实施武装斗争而存在的。至于党的组织，则是我们掌握并运用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这两大法宝，冲锋陷阵、勇往直前的坚强战士。正是如此，三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关联。”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构成了我党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三大支柱。深刻把握这三个问题的内涵及其相互作用，便是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精准把握。”如今，我们已能有效应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问题。这成为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年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

“自建党以来，我们积累了诸多宝贵的经验。这包括一个纪律严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采纳自我批评方法、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政党；一个由这样的政党领导的军队；以及一个由这样的政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和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者，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三件有力武器。正是依靠这三件武器，我们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每当在这三件武器上出现严重失误时，革命事业便会遭遇挫折。”

总体而言，毛泽东“三个法宝”思想的孕育，贯穿了一个由分项阐述、过渡性融合至最终正式确立“三个法宝”的漫长演变过程。这一思想不仅是对革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我们深入探究中国革命史与党史的重要线索与切入点，其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珍视。

来源：《党史博采》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