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次决定未来走向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关键时刻。这次会议被期望成为一个团结且胜利的里程碑，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选出一届强有力的中央委员会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就在这场备受瞩目的选举中，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出现了：一位对中国革命进程有着特殊贡献的人物，在中央委员的正式票选中意外落选。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最高领导人的关注，促使他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亲自为这位同志再次争取。

团结难题：选人那些事儿

当时，大会内部围绕中央委员的选举，存在着不少争议。一个主要问题是：那些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是否还能被选入新的领导集体？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些讨论给予了高度重视。

经过深入研讨，毛主席在一次专门的选举工作会议上明确了选人原则。他指出，我们选出的委员，既要包括在土地革命时期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也要吸纳那些曾经犯过错误但已承认并改正的人。毛主席特别强调，对于犯错的同志，不能简单地“一掌推开”。

他进一步阐明，处理这类问题时，既不能一个都不选，也不能全部都选上，否则都将不利于党的团结大局。这个指示，为当时复杂的选举局面提供了清晰的指导方向。

功勋“埋没”？遵义会上的关键先生

根据毛主席的选人原则，挑选那些一贯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相对简单。但如何精准地识别并选出那些曾犯错但已真心悔改的同志，却成了一个真正的考验。其中，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这几位重量级人物的入选与否，尤为引人关注。

在第一次预选中，只有张闻天一人成功入选，而王明、博古和王稼祥则都未能上榜。毛主席得知这一结果时，心里不免有些怅然，他清楚要让这些同志入选，必须亲自去做代表们的说服工作。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都曾是中央红军时期“左倾”路线的坚定执行者，这使得他们的入选之路充满波折。

张闻天之所以能在预选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在此前做出了深刻的检讨。王明作为“左倾”路线的“头子”，预选落选在他的预料之中，而博古作为执行王明政策的关键人物，他的落选也容易理解。至于王稼祥的落选，原因则有些特殊，他长期卧病在床，几乎没有公开露面，导致许多代表对他不够熟悉。

然而，毛主席很快便投入到紧张的说服工作中。经过他的努力，在随后的正式选举中，张闻天、博古和王明三人均成功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令毛主席再次紧锁眉头的是，唯独王稼祥再次落选了。

面对这一结果，毛主席当即作出决定：既然王稼祥未能当选中央委员，那么就应该让他成为排名第一的候补中央委员。毛主席为何如此执着地要力挺王稼祥？原因深植于党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正是这次会议，不仅成功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更挽救了当时处于危急关头的红军和整个中国革命。因此，无论对中国共产党整体，还是对毛主席个人而言，遵义会议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鲜为人知的是，毛主席之所以后来对王稼祥多番器重，并多次为其争取，正是因为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泾县的皖南农村，1925年19岁时加入了共青团，自此投身革命洪流。他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机智与智慧，因此受到组织的特别重视，被派遣到苏联深造。

在苏联求学期间，王稼祥不负众望，取得了显著的学业成绩。1930年他学成归国后，立即被安排到中央任职，可见组织对其能力的认可。一年后，他被派往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中革军委副主席一职，能有如此迅速的晋升，部分原因在于他与王明的同学关系。当时，王明的“左倾”领导路线已在党内占据了上风，作为其同学，王稼祥受到重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王稼祥并非王明的盲目追随者。他在中央苏区亲身感受并体会到，尽管毛主席当时并非党的最高领袖，但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却非常出众。王稼祥发现，凡是按照毛主席的想法去部署和执行的任务，往往都能事半功倍，取得显著成效。相反，如果按照王明的指令行事，效果却常常微乎其微，甚至适得其反。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王稼祥开始坚定地倾向于毛主席的领导。1931年底的宁都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都同意罢黜毛主席的官职，但在那样的氛围下，唯独王稼祥一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的这一举动，让在场的许多人都大吃一惊，连毛主席本人也感到十分惊讶。正是因为这件事，毛主席与王稼祥的交集开始增多，彼此的了解也日益加深。

随着博古和李德在中央苏区掌握了决策大权，红军在战场上屡次遭遇失利，王稼祥对此内心恼怒却又无能为力。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后，他被安排与毛主席、张闻天同在一个军团行进，这使得三人之间的交流和讨论变得更加频繁和深入。

在行军途中，王稼祥直言不讳地对张闻天说，博古那一套指挥方式根本不行，还是需要毛主席出山来领导。张闻天眼见红军多次遭受挫折，也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听到王稼祥的建议后，当即表示了赞同。

接着，王稼祥又陆续找到了彭德怀、杨尚昆、周恩来等人，向他们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对当前局势的判断。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关键人物都纷纷表示同意王稼祥的观点。正是在王稼祥的积极奔走和说服下，后来的遵义会议才得以顺利召开，他在其中可谓居功至伟，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更是率先公开表态支持毛主席，这一举动让毛主席内心深受感动。在王稼祥的带动下，与会同志们也纷纷踊跃发言，一致拥护毛主席。至此，毛主席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通过这次会议得到了彻底的确认和确立。

对于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中的这份功劳，毛主席始终铭记于心。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王稼祥是有功的人，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毛主席本人就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深知王稼祥的贡献。

除此之外，王稼祥本身也具备出众的能力。虽然他最初曾属于王明的“左倾”一派，但他后来对错误的认识和改正都非常彻底，表现得积极向上。正是出于这些多重原因的考量，1945年当毛主席得知王稼祥在七大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时，便坚定地决定要再次帮助他竞选。

领袖的坚守与历史的馈赠

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的第二十次会议上，毛主席做了一份重要的报告。这份报告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首先，他希望全体代表能够高度重视这次选举工作；其次，他专门为王稼祥在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一事，语重心长地讲了几句话；第三个问题则涉及当时东北地区的复杂局势。

这份报告，毛主席亲笔写了整整四张白纸的内容。令人瞩目的是，其中关于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的部分，就占据了多达两页半的篇幅。由此可见，毛主席力助王稼祥竞选的决心之强烈，以及他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在毛主席的耐心说服和详细阐述下，代表们逐渐了解并深刻认识到王稼祥在革命历史关键时刻所做出的非凡贡献。最终，在大家的重新考量和支持下，王稼祥高票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且排名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继续对王稼祥委以重任，充分显示出他对王稼祥的深厚信任和高度器重。他任命王稼祥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后来又让他担任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重要职务，这些都是党和国家的核心岗位。

1949年春，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在商讨首都选址这一重大问题时，毛主席特意征询了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建议定都北京，他阐述理由道：“北京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虽长但没有战争之忧。而南京太靠东南，西安似乎又偏西了一点。”

毛主席对王稼祥的这一建议表示赞同，最终，新中国的首都便确定在了北京。王稼祥的革命生涯并非坦途，充满了曲折与磨砺。不幸的是，他在1974年1月病逝，享年68岁，生前曾遭受“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他的骨灰盒上，镌刻着“立党为公，光明正大”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这八个字被公认为是对他光辉一生的公正评价。

结语

1945年七大选举中的这一插曲，最终以王稼祥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并后续获得重用而告终。这不仅仅是对一位在革命转折关头做出卓越贡献的功臣的公正回报，更深刻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关键时期，如何通过内部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凝聚共识，广纳贤才的政治智慧。

这种对党内团结的坚守，对革命功勋的铭记，以及对优秀人才的惜用和合理安置，不仅巩固了党的凝聚力，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这份精神仍然在安徽这片红色沃土上，作为红色基因传承和“敢为天下先”精神的生动注脚，持续焕发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