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据资料：《清史稿》、《湘军志》、曾国藩家书、能静居日记以及相关历史文献部分章节为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即公元1864年7月19日拂晓时分，南京城太平门外，一位身形雄伟的中年男子伫立于高处，凝望这座已遭围困逾两年的古城。
昔日城楼之上的太平天国龙凤旗帜早已销声匿迹，而今，大清朝的黄龙旗帜在朝阳的轻拂下随风猎猎作响。
此乃曾国荃，湘军之中以勇猛善战著称的杰出将领，被誉为“曾铁桶”。他心情激动。
自同治元年开始，他统领“吉字营”在南京城外围挖壕沟、构筑壁垒，将这座古城牢牢封锁，使得敌军难以入内。历经两年又四个月的艰苦奋战，无数激战在此上演，今日，这漫长战役的终章终于降临。
城池之下，数万太平军余部匍匐成排，静候着命运之神的裁决。
城内，湘军士兵正四处搜寻太平军的残余势力，同时亦在探寻那传说中的、如山般堆积的金银财宝。这座历经十余年经营的太平天国都城，其内究竟蕴藏了多少财富，无人能够确切知晓。
曾国荃年方四十，正值人生之盛。相较于他的兄长曾国藩，他整整小了十三载。自幼年起，他便随兄长读书习字，然而，他的性情与哥哥却是迥然有异。
曾国藩性情温和，举止稳重，每遇事必深思熟虑，而后行动；而曾国荃性情刚烈，行事果断，从不拖泥带水。在战场之上，曾国藩偏好谋略先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曾国荃则勇猛无畏，敢于拼杀，不惧血雨腥风。
凭借着这股坚韧不拔的意志，曾国荃在湘军中崭露头角，声名鹊起。自咸丰六年（1856年）起兵以来，至今攻陷南京，他历经八载烽火，屡建奇功，声威赫赫。
吉安、安庆、南京，这三座曾是太平军重要据点的城池，均被他逐一攻克。尤其是安庆一役，他耗时整整一年，将城内的太平军困至弹尽粮绝，最终攻破城池，斩杀敌军上万人，其手段之残忍，令人不寒而栗。
闻悉破城之喜讯，慈禧太后喜不自胜，遂降旨封曾国荃为一等伯爵，并赐予其黄马褂以示荣耀，同时加封太子少保之衔。
这份荣耀，即便他的兄长曾国藩亦未曾领略。朝野之间，纷纷热议，预言曾国荃未来的成就或许将超越其兄长。
伫立于南京城墙之上，曾国荃不禁回想起那些年所经历的艰辛与不易。
他回想起在吉安初尝独立指挥的紧张情绪，那些围攻安庆时连绵不断的漫漫长夜，以及围困南京城时日复一日的生死较量。
太平军的奋力反攻，朝廷的急切催促，哥哥的殷切叮咛，种种往事，宛如昨日之事，历历在目。
城内此起彼伏地回荡着呼喊与惨叫之声。湘军士兵正遵从命令，全力搜捕太平军的残余势力。这场搜捕持续了整整十天，使得南京城沦为了一片人间炼狱。
曾国荃的幕僚赵烈文，在其后所撰写的日记中，详尽地记录了他目睹的惨烈景象。那些文字读来，令人不寒而栗，心生悚然。
曾国荃自是深知此举将带来的后果，然而他亦有着难以言说的苦衷。自围城以来已逾两年，军饷的短缺成了家常便饭，士兵们心中早已积聚了满腔怨气。
城池已破，若不让他们稍加宣泄，恐怕将引发骚乱。
未曾料及，这场血腥的杀戮竟为他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朝野内外，纷纷有人对他提出弹劾，指责他滥杀无辜，控诉他放任士兵劫掠。
更为严重的是，有关他窃取太平天国财宝的传闻开始四处蔓延，且传播得栩栩如生。这些指责如同阴魂不散，始终伴随着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未能彻底摆脱。
【一】功高震主之虑
破城后，曾国荃如梦似幻。
各地的贺礼如潮水般涌至，官员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即便是往日里不甚重视的绿营将领，此刻见到他亦无不恭谨有加。曾府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仿佛节庆佳节一般。
湖南故里的人们听闻九爷功勋卓著，争相奔赴南京投奔其门下。
众人心怀各异：有人旨在求得一份官职，有人追求财富之路，更有人单纯是为了谋取私利而来。曾国荃对此来者不拒，对于所有曾家子弟，他都会设法给予一席之地。于是，曾家在南京的影响力迅速膨胀。
朝廷的恩赐源源不断，除了封爵与佩戴的花翎，更有滚滚而来的赏银。然而，在曾国荃眼中，这些银子却微不足道。真正使他财富倍增的，乃是在攻破城池后的那次大肆搜刮。
尽管他屡次对外声称天京城内并无财富可言，但无人对此深信不疑。长江之上，满载货物的船只络绎不绝，纷纷驶向湖南，而这些船只均为曾家所有，船上装载的尽是从南京运送出去的贵重财物。
民间流传着各式各样的传说。有传闻称曾国荃敛聚了数千万两白银，更有甚者，说他将太平天国的金库洗劫一空，甚至有人夸张地形容他的财富已足以匹敌国家。
流言越演越荒谬，然而曾国荃对此并不急于澄清。在他心中，历经多年沙场，建立赫赫战功，偶尔获得一些财物又何妨？这总比那些无功受禄、贪赃枉法的人来得体面。
曾国藩洞察秋毫，深知弟弟当前境地堪忧。一方面，因功绩显赫而令人侧目，另一方面，手中掌控着一支战斗力强大的精锐之师——"吉字营"。这支军队自随曾国荃转战各地，忠诚无比，忠心耿耿。
尽管这支部队规模仅有几千人，但其战斗力之强劲不容小觑。在与太平军的交战过程中，往往一个“吉字营”便能抵得上数万绿营士兵之力。
拥兵自重、权势熏心、财富充盈，此三者若集于一身，无论在哪个时代，皆被视为禁忌。
慈禧太后虽口称嘉许，实则内心对曾国荃已生疑窦。她暗中派遣御史前往南京，对曾国荃涉嫌私吞公款一事进行秘密调查，同时指使亲信在京城散播曾国荃傲慢无礼、专横跋扈的流言蜚语。
朝中清流派官员趁机大肆渲染，联名上书，详尽列举曾国荃的诸多“罪愆”：于南京肆意屠杀无辜、纵容士兵抢劫掠夺、私吞公帑、骄奢淫逸。
这些弹劾奏章犹如纷飞的雪花般堆积在慈禧太后的案几之上，尽管绝大多数被隐秘地搁置一旁，但其风声已然飘散至南京城。
曾国藩心中难以平静。于是，他提笔给弟弟书写了一封详尽的信函，力劝他果断抽身。信中言道：“功成名就后便退隐江湖，此乃自然的法则。你如今已获显赫功绩，若再继续下去，恐将引来无谓的麻烦。我建议你及早以病为由返回故里，以保自身周全。”
曾国荃接信在手，心中滋味难言。他尚处壮年，正值事业蒸蒸日上之时。
让他立刻退隐故里，他却怎肯答应？再者，他麾下还有众多士卒需要供养，还有众多事务等待处理。若如此轻易离去，怎能对得起那些与他共患难的战友们？
哥哥所言并非全无道理。近几日，曾国荃敏锐地察觉到，朝廷对他的态度正悄然发生着细微的转变。
昔日圣旨频传赞誉，今虽仍言褒奖，却难掩字里行间的微妙变化。来自京城的官员与他交谈，言辞愈发谦恭有礼，然而其眼神中却隐隐流露出防范与猜疑。
同治三年岁末，曾国荃毅然决然地作出抉择。他向朝廷呈递奏折，声称自己身患沉疴，恳请辞去所有官职，返回故里疗养。
慈禧太后迅速予以应允，并特地下达圣旨，强调需妥为调养，切勿过度辛劳。言辞虽显温婉，曾国荃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深意——朝廷实则渴望他早日离任。
在踏上征程之际，曾国荃特地召集了“吉字营”的众位将领。他们自跟随曾国荃以来，岁月如歌，情谊愈发深厚。
曾国荃向众人告知，他即将返回家中休憩，军中事务将暂且交付他人掌管。尽管将领们心中不舍，但他们深知此举乃顺应时势之举。离别之际，众人的情感难舍难分，不少人的眼眶中溢满了泪水。
船队启航之际，南京码头仅寥寥数位心腹至亲前来相送。
昔日攻城的热闹场景已随岁月远去，寂静冷清的码头让曾国荃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惆怅。他立于船头，目送南京城渐行渐远，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酸楚之情。
【二】捻军复兴
曾国荃于湖南故里度过了超过一年的时光。表面上，他似乎在休养生息，实则内心暗涌，积聚着一腔愤懑。日复一日，除了操持家族琐事，便是购置田地、扩建宅邸。
他携从南京运回的财宝，于故乡大兴土木。数月光阴，曾家的宅院日益宏伟，良田亦不断扩充。
村民们目睹着曾家的生活日渐兴旺，私下里纷纷议论。有人窃窃私语，称曾九爷发了横财，声称他在南京城中积累了无数金银财宝。
亦有人言，曾家如此张扬，终将招致不测。曾国荃闻此，只是淡然一笑，未置一词。他深知，此类闲言碎语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节，真正令他忧虑的，乃是朝廷的立场与态度。
同治四年五月，即1865年五月，一则令朝野震惊的消息迅速传开：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于山东曹州的高楼寨，遭捻军围攻而全军覆没，其本人亦英勇捐躯。这一噩耗使得大清朝廷陷入深深的震撼之中。
僧格林沁，身为蒙古科尔沁部的尊贵亲王，率领着一万多名精锐的满蒙骑兵，致力于平定捻军的叛乱。
这支军队堪称清朝中央军中的佼佼者，而其首领僧格林沁亦被誉为清军中的杰出将领。然而，即便如此，这支精英之师竟在捻军的猛攻下全军溃败，主帅亦不幸陨命。
听闻此讯，慈禧太后悲痛万分，现场泪流满面。她便颁令暂停朝会三日，以国葬之礼厚葬僧格林沁。纵使悲痛难抑，战事却依旧不能停歇。
朝廷急速派遣曾国藩北上，以剿灭捻军为重任，特命其为钦差大臣，全权统帅湘军、淮军以及各省清军，肩负起剿灭捻军的使命。
曾国藩年届五十四岁，原本期待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能够安度晚年。然而，未曾想，他却又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他深知捻军势力难缠，但面对朝廷的严令，他不得不咬紧牙关，毅然北上。
曾国藩履新后，便对捻军的状况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武装力量与太平军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太平军一旦掌控城池，便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并拥有稳固的根据地与健全的组织架构。然而，捻军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他们以骑兵为主力，行动迅捷如风，根本不屑于与你进行阵地战。
更为棘手的是，捻军的行动区域异常宽阔。他们穿梭于皖、豫、鲁、苏、鄂、陕、晋以及直隶（冀）八省之间，今日河南，明日山东，转日又至河北。清军虽疲于追捕，却始终难以将其擒获。
曾国藩精心策划了“划界封疆”的战术，通过巧妙运用黄河、淮河、运河等自然防线，将捻军的活动范围予以限定，随后便调集精锐部队进行围剿。
此战略虽颇具吸引力，然付诸实践却面临重重挑战。各路清军各行其是，湘军、淮军、绿营均怀揣己见，互不隶属，鲜有服从他人之意。
战局进展颇不理想。尽管曾国藩指挥着数十万大军，但在面对捻军变幻莫测的战法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经过一年的交锋，不仅未能剿灭捻军，反而使得其势力愈发壮大。
恰在此时，朝廷将目光投向了曾国荃。尽管他在南京的举措引来了诸多非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
况且湖北位于长江中游，历来是捻军频繁活动的区域，因此亟需一位擅长攻坚克难的将领来镇守此地。
同治五年正月，即1866年初，一道圣旨自天而降，委命曾国荃担任湖北巡抚一职。此任命之突然，令曾国荃在接到圣旨的瞬间，心头不禁一愣。他自认为此生再无重返政坛的可能，岂料朝廷竟又记起了他。
曾国藩致函其弟，言此乃弥补过失之良机。纵然捻军难以攻克，但若战果丰硕，便足以洗清自身之污名。此外，你目前仅任巡抚一职，手中兵权有限，朝廷对你的猜疑亦相对减轻。
曾国荃深思熟虑后，认同兄长的见解。他心想，与其滞留家中徒受闲言碎语，不如投身于实际行动之中。他内心积聚着一股斗志，渴望证明自己并非仅擅长对抗太平军，对付捻军亦能胜任。
同治五年三月，即公元1866年3月，曾国荃正式抵达武昌，就任新职。
这座城市对他而言并不陌生，昔日正是湘军由此扬帆，一路征战至南京。然而，当下的局势与彼时截然有别。彼时，他们所面对的是固守城池的太平军，而如今，他们所遭遇的则是来去无踪、如风一般的捻军骑兵。
履新伊始，曾国荃便迅速着手打造一支全新的军队。他将这支部队命名为“新湘军”，寄望于能够复现昔日“吉字营”的辉煌盛景。
七月，朝廷郑重委以重任，正式任命他担任湖北军务帮办，赋予他全权处置湖北地区军事事务的权力。此举无疑是将湖北的军政大权悉数托付于他。
曾国荃怀揣壮志，立志于剿捻之役中再创辉煌。他于湖南故里招募了众多新丁，同时亦召回昔日“吉字营”中诸多资深将领。仅仅数月之间，“新湘军”便壮大至数千之众。
他迅速察觉，这支新军与昔日的“吉字营”相去甚远。“吉字营”自咸丰年间便开始磨练，历经无数战斗的磨砺，士兵们间的协同无间，其战斗力堪称强悍。
然而，这支所谓的“新湘军”主要由新入伍的士兵组成，他们的训练时间较短，实战经验匮乏，与“吉字营”的水平相比，相去甚远。
更为关键的是，当下的战争格局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昔日应对太平军的策略，在捻军面前已是毫无成效。
曾国荃精于围城之术，擅长挖掘战壕，构筑堡垒，以长期围困之策，最终发起攻城。然而，捻军却根本不设防城池，即便挖掘再深的壕沟，亦无济于事。他们以骑兵为主力，行动迅速，机动灵活，专挑清军的薄弱环节进行攻击，得手后即迅速撤离，从不留恋战场。
【三】捻军之可怕
欲探究捻军之强大，首须追溯其成军之源流。
“捻军”之名初闻或许令人觉得奇特，实则源自皖北地区的方言。当地一些游民以“烧油捻纸”为业，即在节庆之际表演一种独特的民间技艺，此类人等便被称作“捻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流浪者人数逐渐增多，最终演变为一股武装势力。
咸丰年间，太平军的北伐之举，为捻党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于是，他们纷纷揭竿而起，积极响应太平军的号召。
尤其是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于铜瓦厢发生决口，形成了广阔的黄泛地带，导致无数民众流离失所，其中众多人流向捻军寻求庇护。至同治初期，捻军的兵力已扩充至十万人之众。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际，众多太平军的残余力量纷纷投向捻军怀抱。这些久经战火的老兵，不仅为捻军注入了宝贵的作战智慧，还带来了充裕的武器与装备。
尤其是太平军的几位王爷，诸如遵王赖文光、梁王张宗禹等，均为久经沙场的杰出将领。他们一经加入，便即刻对捻军进行了系统的整编与训练，使得原本的农民武装迅速蜕变为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正规军。
捻军最为棘手的特质，便在于其卓越的机动性。相较于太平军，虽也配备了骑兵，但数量寥寥，其核心力量仍旧依赖步兵。
捻军的构成则大为不同，全军几乎悉数为骑兵。纵然其中不少士卒骑乘的是驴而非骏马，然而即便最慢的驴蹄，亦远胜步行之速。
配备骑兵后，捻军的战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摒弃了与清军进行阵地对抗的常规做法，而是充分利用骑兵的灵活机动性，采取游击战术，战则速战，退则疾走，再战再退。
清军无法追及，围剿亦无法成功。待至清军筋疲力尽之际，他们便来个出其不意的反攻，令你措手不及。
捻军擅长巧妙运用地形之利。在黄淮平原，河流交错，捻军对这片土地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他们时常以河流为天然屏障，既能主动进攻，亦能灵活撤退，进退自如。
我军刚刚在此地设防，敌方便已悄然渡河而过。待我军奋力追击，他们却又巧妙地折返回来，渡河而走。我军虽被其玩弄于股掌之间，却始终未能将其捕获。
更为严重的是，捻军分裂为东西两翼。东捻军由赖文光与任化邦统帅，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山东、安徽、江苏等地；而西捻军则由张宗禹领导，其势力范围则涵盖了河南、陕西等区域。
两支捻军彼此呼应，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若你挥师东进，西捻军便会趁机偷袭你的后路；而你若转战西陲，东捻军则又会卷土重来。清军因此疲于应付，四处奔命，难以兼顾。
曾国藩虽身为剿捻之统帅，然对其麾下各路人马却难以驾驭。湘军虽对其言听计从，而淮军则归属于李鸿章节制，其未必会遵从曾国藩之号令。至于各省的绿营兵，更是各行其是，唯有听从各自省份的总督与巡抚之指挥。
这些军队间存有诸多摩擦，湘军对淮军不屑一顾，淮军亦对湘军心怀不满，绿营兵更是被二者共同轻视。每当战事来临，各军均渴望他人担当先锋，而自己则置身事外，坐享其成。
正是在此之际，曾国荃率领他所率领的“新湘军”抵达了湖北。他很快便意识到，与捻军交战相较于对抗太平军，难度实则大增。
太平军纵然勇猛善战，但毕竟我们清楚其动向。相较之下，捻军犹如飘忽不定的幽灵，今日现身此处，转日便不知所踪，令人捉摸不定。
同治五年之秋，即公元1866年，捻军于河南许州地区裂为东西两翼。其中，东捻军在赖文光的统率下，着手向湖北地域进发。
消息传来，曾国荃即刻集结“新湘军”，着手在湖北安陆府周边布防，意图截击捻军。他志在在此地一展雄风，赢得一场辉煌的胜利，以洗清过往的污名，证明自己并非仅擅长对抗太平军。
同治五年初冬十一月的某个清晨（公元1866年11月），湖北安陆府下辖的臼口镇，秋风凄凉，黄叶如雨，飘落满地。
曾国荃伫立在新筑的营垒之巅，目光所及，远处一片黑压压的捻军骑兵阵容。侦察兵来报，称东捻军的主力约数万之众，正从北方滚滚压来，声势颇为浩大。
湘军营地的士兵们正仔细擦拭着他们的武器，对火药进行逐一检查，脸上洋溢着既紧张又兴奋的神情。这场战役，作为“新湘军”成立后的首战，成为了士兵们争相立功的舞台。
曾国荃内心深处亦存有几分忧虑。所领士兵中，多数为新近招募而来，尽管经过数月的训练，实战经验却显得颇为匮乏。
与昔日的“吉字营”老将们相较，差距显而易见。然而，他深信，凭借坚不可摧的营垒与充沛的弹药储备，坚守阵地应当并非难事。
他循着对抗太平军的策略，命士兵挖掘出深阔的壕沟，构筑起高耸的土墙，并在营地四围布设了众多障碍。
在他心中的构想里，捻军骑兵一旦到来，只要坚守营垒不出战，他们便无计可施。待到他们久攻不下，粮草消耗殆尽，便会自动撤退。
远方的捻军骑兵在营寨外围徘徊巡游，不时射出数箭以作试探。数度冲至营前，他们高声呼骂，意图激怒湘军出阵。曾国荃严令坚守不出，面对捻军的挑衅，始终不为所动，不为他们的挑拨所诱。
随着夜色渐浓，营地内点亮了无数的火把，将周围映照得如同白昼般明亮。
曾国荃细致地考察了各处防御设施，多次告诫将领们务必保持高度警觉。他内心深处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今日捻军的试探似乎有些异常，其频率之高，令他难以捉摸。然而，具体是何原因使他感到不安，他却又难以明说。
十一月的湖北，夜色中寒意渐浓。士兵们围绕着篝火，一边取暖，一边警觉地凝视着营帐之外的幽暗。远处，马蹄声断断续续地传来，却始终未见捻军的身影。这令人不安的寂静，不禁让人心生寒意。
曾国荃身披宽大的氅衣，于营帐中来回徘徊。思绪不禁回到往昔围攻南京的岁月，那些在“吉字营”并肩作战、英勇无畏的老兵们，一一浮现在心头。
昔日无论遭遇何种艰险，他总能满怀信心地迎难而上。然而，今朝面对捻军，他心中首次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忐忑。
这份忧虑并非空穴来风。正是在这宁静的夜晚，一场周密布局的合围正悄然成形。
捻军主力在夜幕的笼罩下悄然行动，他们分散成数股力量，从四面八方对湘军营寨实施包围。待至破晓时分，曾国荃必将惊觉，自己已被重重围困。
这，无疑将是他军旅生涯中的至暗时刻。那位在南京城下战无不胜的“曾铁桶”，即将面临人生中最为惨烈的败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