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刘伯承肩负使命，抵达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就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一职，并兼任政治委员。

于十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中，刘伯承支持了“多数派”，随之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被免去，他亦随之丧失了指挥权。不久之后，刘伯承晋升为红军总参谋长。

本次会议背后，实则是一场关于“土洋之争”的激烈交锋。毛泽东力主推行适应我国国情的游击战术，而博古等人则倾向于采用苏联模式的正规作战。刘伯承虽在苏区停留未久，对实际情况尚不甚明了，故而作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

随后，他出于提升红军战略战术水平的深切考虑，撰写了大量文章对“游击战术”提出批评，将其视作“一种局限且守旧的经验主义战术”。他认为，若持续采用此战术，部队将难以胜任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彭德怀与林彪均审阅过后，一致认为此时展开正规战实属不切实际。彭德怀言辞更为直率，甚至略显粗犷。

“依照刘伯承的策略迎敌，与国民党正面交锋，恐怕连我们这点根基都得全部耗尽。我在苏区钻研了五年，简直是摸透了所有门道，可他一来就否定这否定那，仿佛只有他是对的？难道嘴巴上说说就能不费吹灰之力？”

应当指出，当时的分歧尚处于萌芽阶段，然而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彭德怀便开始将刘伯承视为留洋派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

1933年2月4日，党中央发布指令，指令红一方面军向南丰展开进攻，其中红三军团承担主要攻势。彭德怀在接到这一命令后感到十分震惊，急忙拨通周恩来电话，表达了不满：“这是什么荒唐主意？南丰城池坚固，我们目前的武器装备，真的能攻克吗？”

周恩来面临两难境地，只得劝慰道：“彭军团长，这是中央的命令，请您予以执行。”彭德怀怒火中烧，愤然抛出一句“打吧，不将三军团彻底击败，我们绝不甘心”后，便挂断了电话。

随后，战局的发展出乎意料地变得艰难，红三军团在进攻中遭遇重重阻碍，仅摧毁了城外围筑的一半左右，便付出了超过400人的伤亡代价，红三师师长彭遨以及两位团长亦英勇牺牲。

彭德怀心中如被刀割，怒斥道：“如此战法，我三军团危在旦夕！所谓的正规战、攻坚战，不过是刘伯承的胡乱指挥！”就在此时，敌军援军从三面围攻而来，红三军团无奈之下只得撤出战场。

彭德怀将此事归咎于刘伯承，实则颇为不公。在制定进攻策略之际，刘伯承亦曾向中央发出电报，明确表示“我们不赞同立即渡河进攻南丰与南城”，其中“二南”即指南丰、南城两地。

红军原本就存在游击战的传统，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在战术层面加强训练，这岂不是有益之举？

未曾料想，此言经数人辗转传开，至彭德怀耳中时，已然演变为刘伯承对红三军团的指责，由此，两人之间的误会再度加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伯承在实战中不断深化理解，亦逐渐认识到自己先前对游击战的认识有所偏颇。他开始逐渐摒弃对大规模正规战与强攻堡垒的传统策略的拥护。

1934年五月，刘伯承撰写了《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在这篇文章中，他深入阐述了红军坚持游击战战略的重大意义。然而，他的见解却遭到了李德的轻蔑与嘲讽。不久之后，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位被撤销，他被降至红五军团参谋长的职位。

在抗日战争的初期阶段，彭德怀晋升为八路军副总指挥，而刘伯承则担任了八路军129师的师长，两人的职务发生了互换。起初，他们之间的协作颇为融洽，然而在百团大战期间，两人之间又出现了争执。

在百团大战中，129师作为正面战场的核心力量，承担着收复榆社、辽县的重任，以及破坏白晋公路、正太铁路等重大任务。部队在激战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刘伯承目睹牺牲者的名单，心中充满痛惜。至于对彭德怀毫无微词，恐怕并非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在关家垴那场举世瞩目的战斗中，两位将领间爆发了激烈的正面争执。鉴于我军长时间攻坚不克，伤亡惨重，刘伯承果断提出撤出战斗的方案。彭德怀因急躁情绪激增，言辞激烈，脱口而出：“若无法攻克关家垴，便撤销129师的番号，不论军衔高低，一律处以极刑。”

1944年四月下旬，中共中央于延安举办了高级干部整风运动。此次运动依照地方及军队的不同系统分别召开会议，对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检讨，并广泛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

昨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讲话，次日，晋冀鲁豫区的军队高级干部座谈会随即召开。

4月30日的清晨，刘伯承同志作为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代表，发表了工作报告，对晋冀鲁豫地区自抗战以来七年的抗争历程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与总结。

刘伯承的汇报内容广泛，其中一桩既敏感又备受关注的议题，便是那早已在党内外引发热烈讨论的百团大战事件。

在报告中，刘伯承高度评价了百团大战的显著成就，同时亦坦率地指出了战役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这些不足之处，除了战役发生后一两年逐渐显现的问题，例如过早显露我军实力，招致日军凶猛报复，间接助长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势力，以及对日军进攻方向的错误判断和战役提前发动等，还指出了指挥层面上的失误。这些问题包括未能充分利用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固有优势。

刘伯承在报告中对百团大战的点评，实则并非针对彭德怀个人，而是对晋冀鲁豫地区抗战工作的全面总结。同时，刘伯承也针对这些问题，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

然而，出乎刘伯承意料的是，他的报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该战役竟被作为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严重罪状而受到清算。

百团大战在华北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贡献无可置疑。然而，最终却遭受了无端的指责，甚至背负了难以接受的罪名。性格刚直的彭德怀对此深感困惑，难以理解。

鉴于百团大战的批评起初由刘伯承在公开场合首次提出，尽管随后的言论渐失原意，并非出自刘伯承之口，然而彭德怀对刘伯承的不满情绪，显而易见。

1950年7月，刘伯承将军卸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及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随后赴石头城，着手创办南京军事学院。

历经超过六年的辛勤耕耘，刘伯承将军将这所学府塑造成了东方的伏龙芝，西方的西点军校，规模日益壮大。

在“全盘苏化”的历史潮流中，南京军事学院亦不例外，不仅众多苏联军事专家担任教职，其课程体系与教学训练亦全面遵循苏联模式。随着反教条主义思潮的兴起，南京军事学院亦随之动荡不安。

南京军事学院的现状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关注。国防部长彭德怀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交谈，并在毛泽东的同意下，于1957年2月亲自带领一支由二名大将、三名上将组成的12人工作组，进驻学院进行实地调研。显而易见，彭德怀对军事学院的教学质量总体上持批评态度。

此时，刘伯承正于北戴河疗养，然而他对问题的严重性有着敏锐的洞察，遂三次致信南京军事学院党委，明确指出应高度重视反教条主义的思想自查。

数月光景过后，刘伯承向彭德怀与毛泽东亲笔致信，诚挚地表达了辞去南京军事学院所任职务的恳切愿望。

不久之后，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他的辞呈，随后任命廖汉生中将接替院长一职，钟期光上将则被任命为政委。尽管刘伯承主动承担过错，并进行了引咎自责的举动，但这并未能够遏制住反教条主义思潮的进一步扩散。

6月23日，批判会议进入紧张激烈的阶段，毛泽东莅临会场，在愈发庄重而肃穆的氛围中，发表了表态性讲话。他的话语间透露出明显的愠怒之情：

“现今的学校教育似乎颇感奇特，在我们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并未得到充分传授，反倒是热衷于介绍所谓的‘十大打击’。实则，我们自身也有数十次类似的战斗经历，却鲜少提及。理应将我们自身的经验作为主体内容进行讲述，同时也可适当借鉴他人的经验。”

毛泽东对南京军事学院与训练总监部直言不讳，批评道：“马列主义原本应是行动的指南，但他们却将其视为僵化的教条，若马克思、列宁今日在场，必定会指责他们的教条主义倾向。”

谈及此，毛泽东的语调忽转沉重，其语气亦随之加重：

“是否伯承将军已摒弃了旧军阀的习性？即便在他面前，我也敢直言，恐怕仍有遗留。他初到苏区，便与‘洋大人’为伍，军事理念上仍旧固守教条主义。抗战时期情形稍好。然而在解放战争初期，尤其是深入大别山后，问题依旧明显。即便创立了军事学院，热衷于传授知识，却依旧沉溺于旧有的教条主义，这恐怕会误导后人。”

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毛泽东的这番话语分量之重，自不待言。

彭德怀接过毛泽东的话头，面容严肃地指出：“刘伯承同志身上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这不仅对南京产生了影响，甚至连北京都出现了一些吹捧、迎合的现象。我们切勿忘记，在红军时期，正是教条主义导致了革命同志的牺牲！”

7月10日，66岁的刘伯承在众人搀扶下缓缓步上讲台。他的检讨既坦诚地阐述事实，亦包含了出自内心的自我批评。他承担了所谓“另一条军事路线”的错误责任，将自己的名字牢牢刻在了“教条主义”的警示碑上。

在整场检讨过程中，刘伯承的声音低沉而沉重，多次哽咽至难以连贯成句。

1958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最终画上了句号。刘伯承将军在怀仁堂泪洒衣襟，而这场风波也导致包括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等众多知名将领被免职、降级，或逐渐淡出军界舞台。

短短一年有余，彭德怀在庐山那场与反教条主义雷同的政治风波中，备受煎熬，所受之苦远甚于刘伯承。

在庐山会议期间，有人向刘伯承提及过往，意图促使他随波逐流，对彭德怀进行批判。然而，根据已公开的会议纪要分析，刘伯承在会议全程中均选择了缄默，未曾发言，亦未作出任何公开的立场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