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负起使命的重任，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付出了极大的艰辛与努力。

起初，我们必须击败十倍于我们的强敌，并在其无情打击中力求生存。紧接着，我们还需面临自然的残酷考验，跨越身体与意志的双重极限，于雪山之巅、草地之间与恶劣的自然环境顽强拼搏。

最艰巨的挑战在于，我们必须与自身展开斗争，化解内在的矛盾与隔阂，坚守团结之舟，持续进行自我革新与自我成长。

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无论强盛或是困顿，团结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它是通往胜利的关键所在。张国焘既是斗争中反面典型的代表，亦是我党团结工作的光辉典范。深入剖析并透彻阐述他的问题，显得尤为关键。

模糊不清的表述往往导致错误的判断，而肤浅的批评亦不利于对教训的深刻领会。

01

1936年2月15日，面对薛岳与刘湘的协同攻势，张国焘不得已率领南下的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及宝山之地。

南征战略遭遇重大挫折，红军承受了巨大损失。正当困境重重之际，不幸的是，他们又遭遇了数十年未遇的暴雪，士气与军心均陷入低谷。连番的困难与打击，使得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声望与地位遭遇动摇。

百丈关战役的败绩对张国焘的打击不言而喻，然而，彼时他已无力细究战损的具体数据。军事挫败使张国焘政治处境尴尬。无奈之下，他只得再次启程，重返北方以寻找党中央的踪迹。然而，张国焘不仅不愿意，更不肯这样做。而他自身亦无力支撑继续南下的旅程。这正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来形容张国焘的处境。

有人言，断绝后路，便是通往成功的坦途。当身处绝境之时，此举或可一试，然而，当身处顺境之际，宜多预留退步之机，切勿将言语说得过于绝对，亦不宜将事情做得太过决绝。

预作准备，进退自如。

历经南下的挫败，张国焘时刻在思索如何面对党中央，以及如何为自己开辟一条政治出路。倘若在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未曾将事情推至绝境，或许他的忧虑便不会如此深重。

然而，此时的张国焘仍握有诸多筹码。尽管坚持南下的决策导致四方面军损失了部分力量，但四方面军依旧稳居三大主力红军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支，其力量甚至超越了其他两支红军的总和。

百丈关一役，红军南下受损惨重，然而张国焘依然牢牢掌控着红军中大部分的革命武装，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长期以来，众多朋友对红四方面军的实力缺乏明确的认识，以下将对此进行简要总结。

一、在四方面军与其它部队会师之际，其人数已达八万余众。然而，南下的征程中遭遇挫折，损失了逾万人。抵达甘孜后，经过整编，人数缩减至四万有余。随后的北返征途中，当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实现胜利会师时，四方面军的兵力降至3.7万人。

此后，第四方面军一部遵命改编为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在这过程中，两万余人不幸失散或英勇牺牲。

继而，四方面军的余部辗转曲折，随同其他部队抵达陕北。然而，当延安方面对各个部队的实际人数进行统计时，却发现四方面军的兵力依旧位居各军之首。

自国家成立之初，在获得军衔的将领群体中，原红四方面军的成员占据了显著比例。在我国被誉为“将军县”的三个县份中，湖北的红安县与安徽的金寨县的大部分将军均出自该方面军。此外，江西的兴国县亦是其中之一。上述信息的数据来源可靠。石仲泉，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我观党史》中册，权威可信。

从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在经历第五次反围剿之后，红四方面军的人员数量最为庞大，实力亦最为雄厚，堪称主力军中的中坚力量。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紧要关头，相对强大的四方面军便成为了革命的重要支柱。

这恰恰是中央对张国焘屡次容忍的根本原因。同样，四方面军雄厚实力的支撑，成为了张国焘敢于实施分裂的实践根基。而他同王明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更是他敢于走上分裂道路的政治保障。

南征受挫固然令张国焘陷入了困境，却亦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凶猛之态。

02

张国焘南征受阻，而中央在北方逐步打开了新局面。然而，那时的中央力量薄弱，仅凭自身力量难以在陕北稳固根基。一旦胡宗南与蒋介石布下围剿之网，北上的红军将面临严峻的转机。

简言之，中央实力略显薄弱，亟需组建四支方面军以壮声威。

彼时，教员及张闻天等同志已悉张国焘另立中央之消息。尽管教员、张闻天等人均感愤慨，胸中郁积着怒火，但他们始终以国家大局为重，竭尽全力寻求团结张国焘之道。

张闻天言简意赅地指出：我们当时展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一步步引导他，直至将他诱出洞穴。若非如此，众多干部和力量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因此，我们向他发送了众多电报，最终成功将他引出。

无奈，毕竟张国焘依旧掌握着红军最为强大的实力。

除却日复一日地通过电报与张国焘维持联络，教员及其同仁亦别无良策。卓木碉会议落幕之后，中央对张国焘及南下红军的管控已基本失效，无论发布的是严正的训斥电文还是温和的劝诫之词，张国焘皆置若罔闻。

不但如此，鉴于战局的不顺，张国焘的凶狠之性愈发膨胀，他对原一方面军干部的打压愈发加剧，频繁寻衅滋事，使得陈伯钧、董振堂等人每日忍受着委屈，即便是身处红军大学的刘伯承也无法幸免，四方面军的干部亦时常对他进行暗中使绊。

即便是在卓木碉大会上对张国焘表示支持的何长工，也未能幸免，官职接连被贬。张国焘此举使得一方面军的干部承受了巨大压力。就在这时，杨尚昆派来的警卫员携带着消息赶到，将“九九密电”的内容透露给了陈伯钧等人。

闻悉张国焘与陈昌浩曾对党中央存有异心，陈伯钧等同志顿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九九密电之事，我认为确实存在，然而，这并非张国焘的主要罪责，他的主要罪行在于分裂。之所以九九密电的知名度如此之高，恐怕还是因为“密电”二字触发了人们的探秘欲望。实际上，在当时的军队中，电报沟通普遍采用加密方式，因此所谓的“密电”实则并不稀奇。

李伯钊，杨尚昆的妻子，身为一名文化干部，当时正值她随文化团外出演出。恰逢教员决定率中央单独北上之际，李伯钊未能及时接到通知。演出归来后，她便被陈昌浩直接扣留。此时，已北上的杨尚昆心生疑虑，反复思量之下，便派遣了一名警卫员前来通知李伯钊。然而，这位警卫员的到来，却意外地成为了引发刘伯承等人不满的导火索。

原段落：原五、九兵团的干部私下去找刘伯承商量，干脆来一个“兵谏”，要么直接打出一条北上路，要么擒贼先擒王，把张国焘抓了。五、九兵团的干部秘密与刘伯承商议，果断提出“兵谏”之策，要么开辟一条北上之路，要么采取先发制人之策，将张国焘擒获。

刘伯承早有此意！

五、九兵团的干部拜访之际，刘伯承迅速制定了一份周密的计划。紧接着，他利用与红军总部交流游击战术文稿的契机，与朱老总会面，并征询其高见。

朱老总闻悉刘伯承等人意图采取兵谏之举，遂劝阻刘伯承，敦促他们保持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再行行动。

刘伯承等人构想了一条北上的路线，实则执行风险极高。若果真踏上此路，凭借绝对优势的张国焘定会痛下杀手，届时不仅无法脱身，恐怕还会引发严重后果。在此之前，五军团曾有多位战士擅自脱离主力北上，结果被悉数抓回，张国焘欲将他们尽数处决，幸亏朱老总及时制止。

朱老总深知北行的风险，亦深知若红军自相残杀，将给革命事业带来无穷的弊端，于是一再深思熟虑，坚决未采纳刘伯承的建议。作为红军的最高统帅，他绝不允许此类情形的发生。

刘伯承与朱老总持相同观点，然而，他亦深谙时局，深知若不及早行动，张国焘恐将先行发难。

刘伯承进而向朱老总建言，若单独北上的计划不可行，那么不妨采取策略，将张国焘扣留，随后率领红四方面军果断北上。如今，张国焘南下的尝试已告失败，而中央的北上战略则成功打开了新的局面，这已充分证明了张国焘决策的失误。据此，我们已有充分的理由选择北上。

朱老总沉思片刻，最终还是建议刘伯承暂且忍耐。朱老总认为，此刻并非行动的良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内仍有众多拥戴他的亲信，若采取强硬手段，不仅可能导致失败，事态平息也将困难重重。

应利用南下失利形势，务必加强团结四方面军的干部，积极深入地开展他们的思想工作，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以壮大四方面军内部支持北上的力量。且四方面军行将与红二、六兵团实现会师，届时若能争取到贺龙与任弼时的助力，我军北上之力将更加强大。那时，便能与张国焘正面交锋。因此，当前务必忍耐克制。

朱老总继而又询问了刘伯承北上与擒拿敌首的详尽策略。听完刘伯承的规划，即便朱老总亦不禁对刘伯承卓越的谋略才干心生敬佩。然而，纵使方案再周密，亦需择取一个适宜的执行时机。

朱老总对刘伯承说：“耐心忍耐，一息尚存，便可免除百日的忧虑。适时等待，方能谋得良策。”

03

朱老总与教员策略一致。

张国焘确实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但此刻绝不可对他采取行动，必须对他进行安抚。此时的张国焘如同惊恐的飞鸟，正处于极度警觉的状态。若中央决定放弃张国焘，与他进行彻底的斗争，开除其党籍，并在组织关系上与他彻底决裂，这无异于自断一臂。

中国共产党肩负的重任异常艰巨，为了达成我们的使命，我们甚至能够与国民党将领携手合作，那么为何不能将党内同志紧密团结在一起呢？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并凝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切勿让次要矛盾束缚我们的脚步，导致心神不宁。

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世，若已确立了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便需时刻警醒自己，勿为眼前得失所困扰。学会忍耐，学会自制，更需具备为了实现目标而适当妥协的智慧。

为了促成张国焘的团结，教员等人展现出了妥协的意愿，然而张国焘却对妥协无动于衷，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是好呢？

张国焘虽不惧中共中央，然而，他对于共产国际却心存忌惮。身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家，张国焘深刻认识到共产国际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其一声令下，便足以左右他的命运，关乎生死存亡。

在卓木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与张国焘均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恰巧，当时用以与共产国际通信的密码本掌握在刘伯承手中。在向南迁移的过程中，为了确保中央的安全，刘伯承毅然决定销毁该密码本。

如此一来，无论是张国焘还是陕北的党中央，都不得不被动地期待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然而，张国焘和毛泽东等人都心知肚明，谁能够率先与共产国际取得接触，谁便掌握了先机。

此刻，张国焘的信心相较于教员等人略显充足，这主要得益于他与王明之间那层非同寻常的关系。

在苏联的岁月里，张国焘与王明曾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斗。最终，这场较量以张国焘败北，黯然返回祖国画上了句号。

鲜为人知的是，王明在米夫的信赖支持下，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中共的领导人。自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力主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为此派遣众多亲信奔赴各地根据地去实施进攻策略。项英被派往中央苏区，张国焘则被派遣至鄂豫皖苏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理论源于苏联的第三时期理论。）

按常理推断，与王明关系紧张的张国焘，为何会被派遣至鄂豫皖苏区？

缘由不外乎此，张国焘选择了反戈一击，苏联所经历的困境让他深知触怒共产国际的严重后果。于是，他转而支持起王明与米夫，成为城市道路理念的忠实拥护者。在此过程中，他多次为王明发声，助力其在党内巩固了自身地位。

得益于王明的信任，张国焘才得以获得前往鄂豫皖苏区的机遇。

张国焘在青年时期，性格颇为鲁莽，堪称寥寥无几敢于与共产国际正面交锋者之一。南昌起义的挫败之后，张太雷对他提出控告，指责其伪造圣旨，因此张国焘的党内领导职务被剥夺，此后他沉寂了一段时日。

张国焘对中央的决议心生异议，遂致信反驳，并与瞿秋白展开激烈的争执。那时的瞿秋白等人实属冒险过甚，即便大革命已然失利，他们仍高喊革命高潮将至的口号，日复一日地催促各地同志发动暴动，却全然不顾实际情况。

张国焘指责罗米纳兹指导下的中共都快成了 “暴动编辑部”在那个年代，张国焘承受了巨大的压迫，他的观点往往无法得到认同和采纳，甚至产生了寻求陈独秀支持，另建“工农党”的念头，不过陈独秀并未予以同意。（张国焘早就有独立行动的意向，却因力量不足而苦于无法成行。）

继此，张国焘赴苏联参与中共“六大”的盛会，不久又出席了共产国际的“六大”会议。会议结束后，他被留驻莫斯科。在那里，他与王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最终未能如愿，遂失望而归。

经过这一番经历，张国焘终于洞悉了真相，唯有继续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方有光明的前途。

自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众多同志对王明掌权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当时的争议甚为激烈。罗文虎毅然领航，创建了“非委”组织，坚决抵制王明的崛起，并拒绝承认四中全会决议。在如此关键的节点，张国焘这位党内的资深人士，通过发表《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一文，明确表态支持王明一方。

事后，王明剥夺了罗文虎的党籍，此举再度掀起了轩然大波，使得局势动荡不安。在这关键时刻，张国焘挺身而出，挥毫泼墨，撰写了一篇文章，明确地指出：反王明即反党和反国际。此言一出，无人敢异议王明。

因此，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能够稳固地立足，这其中张国焘的贡献不可小觑。

这段经历同样揭示了张国焘党性之不足，原则之不强。面对难以解决的难题，他常常选择退避三舍，不敢勇敢地直面挑战。

04

若张国焘率先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并与王明建立起对话，这对中央来说将构成极大的风险。彼时的共产国际在中共内部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近乎达到迷信的程度。人们对其派来之人，无不无条件地给予支持和信任。

李德，这位受共产国际委派至东北搜集日军情报、并兼程至上海输送资金的情报工作者，因与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竟意外地被博古等人抬升至军事领导人的高位。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

李德与博古的军事战略确实存在诸多失误，然而，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未能成功，其根本原因并非仅限于这些错误。恰是这一时期，我党尚显稚嫩，成熟度不足，对共产国际依赖过重，独立自主的能力尚显薄弱，这才导致了种种问题。

即便教员与张国焘之间争斗激烈，最终的定夺权仍归属于共产国际。

张国焘误判了前进的道路，他倾向于南进，这使得他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日渐疏远。与此同时，毛泽东坚定地选择北上，这不仅基于北上抗日、构建统一战线的战略考量，也蕴含着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的深意。

明智的选择使得教员与共产国际成功建立了联系。这场历时半年的分裂闹剧，现在也应当画上句号了！